过去几年，寇彧教授课题组与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课题组开展了一项大型元分析，揭示社会变迁中合作行为的变化。研究成果于近期发表于国际心理学顶级期刊Psychological Bulletin (IF=23.027，IF5=31.548)。

该论文的通讯作者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寇彧教授，第一作者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苑明亮副教授(于2021年6月博士毕业于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院、北师大心理学部)，共同第一作者为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Giuliana Spadaro博士，作者还有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伍俊辉助理研究员，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金淑娴博士研究生、Paul A. M. Van Lange教授和Daniel Balliet教授。

合作行为指人们为了共同的集体目标而付出一定个人代价的行为，它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民众的幸福感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与心理变迁，例如经济不平等加剧，城市化水平上升，人们个体主义升高(如更高的离婚率、独居率和自恋水平)和社会信任水平下降。那么，合作行为(尤其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会随着这些社会变化而降低吗？美国著名学者Putnam (2000)在其富有影响力的著作《Bowling Alone :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中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论断：“美国的社会资本在下降，人们的社会联结和信任水平日益降低，民众更加不愿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以及彼此合作以实现社会的共同目标”。但是，目前支持合作行为下降的证据主要来自于档案和调查数据，这些数据和研究方法并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例如，社会变迁可能只是改变了人们参与社会公共活动的具体形式，不一定降低人们的实际合作意愿和行为。

寇彧教授课题组与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课题组共同基于社会困境(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情境)中的具有较高内部效度的合作行为的实验数据，检验了合作行为降低的假设，探究人们合作行为的社会变迁趋势。

研究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63342名美国人(共511项研究，660个效应量，Mage：18到28岁，年代：1956–2017)在最广泛使用的两种社会困境范式(即囚徒困境和公共物品困境)中，进行互动时的总体合作率与年代之间的关系，同时控制了社会困境类型、互动重复性、合作指数、沟通和惩罚机制等研究特征。结果表明：在过去的61年间，合作行为并没有下降，而是随着年代的变化表现出升高的趋势(b = 0.005, SE = .002, p = .012) ，社会困境中更高的合作指数，以及沟通和惩罚机制可以有效地提升人们的合作行为 (Figure 1和Table 3)。

这项结果挑战了合作行为下降的观点，有力地支持合作行为的上升。研究者推测现代化的发展和个体主义(如城市化水平和独居率)的提升、社会分工和社会系统的复杂化、更加普及的高等教育和平均智力水平的上升，可能是促进人们合作行为上升的社会变迁基础。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行为的时代变化，以期更好地理解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或文化背景下的合作行为与社会资本的变迁。这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理解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变化，也可为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因为理解人们合作行为的变化趋势并促进不同民众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行为，是人类应对全球问题(如气候变化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971011, 719010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6JJD880007)、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201806040053)、欧洲研究理事会(ERC)基金(635356)、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PACS基金等资助。特此表示感谢。

原文链接：https://psycnet.apa.org/record/2022-80213-001

Citation

Yuan, M., Spadaro, G., Jin, S., Wu, J., Kou, Y., Van Lange, P. A. M., & Balliet, D. (2022). Did cooperation among strangers dec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social dilemmas (1956–2017).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8(3-4), 129–157.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363